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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2018年12月2日,三个久未谋面的上海爷叔在天山电影院碰头了。

把他们重新连结在一起的是沪语电影《横竖横》的公映。

原来,近二十年前,这三个下岗工人所在的装修团队因为福利彩票中奖,而迎接了生活的变化,也吸引了导演王光利的注意。

在后者的邀请下,整个团队以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参加了电影拍摄,展现他们的创业经历。

再次面对银幕中的自己,他们有的自觉滑稽,有的想起当年的生活状态,不禁莞尔。

“想当年阿拉是苦,是不容易,什么都是自己做。”装修公司负责人、主演张宝忠由衷感慨。

王光利认为,这部电影完成了他当年的初衷。

“它反映了当时上海生活的一个剖面。我希望把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受做一个记录和温故,让后人还可以看到,当年的菜市场、浦东是什么样子的。”他说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上海

陆家嘴灯光璀璨

但也有一些普通上海人在经历下岗潮

“搬五楼,搬五楼,到底。”运输建筑木材的卡车停在居民楼门口。

长长的木条两端,一头是站在卡车上的顾龙翔,另一头是往居民楼里走的赵永生,钟陵均也在当中搭把手。他们负责监督一户人家的装潢工程。

“五块一根。”

“五块,忒贵了,要搬就两块一根。”

就运输木材上楼的费用,他们与民工争执不下。

“算了,算了,自己搬,自己搬!”装潢公司的负责人张宝忠当机立断。

可是,通过楼梯把一根木材运送到二楼的赵永生发现,由于木材太长,无法转弯上楼。

“小龙,看看,外头好吊伐?”张宝忠见状对顾龙翔说。

几人立马在门口把木材竖起,钟陵均一跃爬上门顶把木材往上递,赵永生则从二楼窗口探出身体接力,如此循环,直到五楼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时隔近二十年

片中搬木头的一场戏

还是让导演和演员记忆犹新

等他们把所有木材运送到位,天已经快黑了。

“吃力是蛮吃力的,总算没输给民工,为自己争了一口气。”钟陵均说。

这是电影《横竖横》当中的一场戏,时隔近二十年,导演王光利和剧中演员赵永生仍然记忆犹新。

“奔上奔下相当吃力。”赵永生说,他当时已经49岁了。

王光利回忆说:“这是神来之笔,真情流露。我们是到了现场以后,跟他们(演员)一起讨论出来的,最后算是一气呵成。戏很简单,出现的视觉效果有一种幽默感。”

电影来源于这些演员的真实生活。

1999年12月,他们以真实姓名和身份参加了这部沪语电影的拍摄,表演的故事全部改编自他们的创业经历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影片《横竖横》的主要演员

他们以真实的姓名和身份

参与了影片拍摄

创业最初是张宝忠的主意。早在1993年,在江南造船厂长期待工的他眼看着下岗潮来临,决定自立门户。那年,他33岁。

当时正好浦东是动迁高峰,于是张宝忠从事起了装修行业。

相继于1994年和1998年下岗的顾龙翔和赵永生也加入了张宝忠组建的团队,负责买卖建筑材料和监督装修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上世纪90年代

浦东建起大批居民楼

张宝忠从中嗅到了商机

 

出生于1953年的顾龙翔说:“我跟阿拉老婆两个人都下岗了,小孩在读高中。厂里给我补贴220块,我老婆拿190块。

做生意,多一份收入。我老婆也在外面寻点事体做做,这样生活能够维持下去。”

赵永生说:“作为一个男人下岗,吃女人的,戆伐?总归想办法弄点生活(工作)做做。

正好两个朋友聚在一道,谈起来开公司的事体。我想蛮好,哪怕一天赚10块钱,好过下去。” 

同样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的三个人,不知不觉被命运拉到了一起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随着下岗潮的来临

许多人离开工厂

处于转岗状态

其实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报道,截至1999年底,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计652万人。

“我觉得,在世纪之交的上海,这是普遍现象,下岗是大面积的。”导演王光利说。

当年,中央电视台的《东方时空》有档“生活空间”栏目,专门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。

栏目报道了张宝忠等人的故事:

张宝忠借钱创建了装修公司,他和他的团队遭遇了负债、被骗等厄运,也有过福利彩票中奖的幸运,终于在生活的困厄中自己开辟了一条生路。

王光利恰好看到了这期节目。

“这个故事是个平凡的传奇。”他说,“在那个年代,中彩票是很难的。我一看,这六个人在镜头中很生动,很有表演天赋,比很多演员都演得好。”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张宝忠等人

在影片中扮演自己

显得很生动

受到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电影流派的启发,王光利对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一直怀有一种关注。

当时,他不满足于在北京高校教书的稳定生活,决心离开,拍摄广告和电视节目。

“我那个时候的状态跟他们是一样的,处于转岗状态。”他说,“新时代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?我不确定。我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。”

王光利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,对主人公进行了采访,认为是个不错的电影题材。

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,可谓恰逢其时。

那时,拍摄电影是赔本买卖,上海电影制片厂提出做一些低成本的片子。王光利手头有这个题材,可以将电影成本控制在100万以下,得到了上影厂的支持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在影片中

可以看到90年代

上海老城厢的菜场

“演员他们很实在。我去问他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,他们说两三万块钱,我就说给你们两倍的价钱,你们把时间腾出来给我们拍戏吧。”王光利说。

对此,演员的态度有好奇、疑惑,也有胆怯。

张宝忠说:“一开始我觉得阿拉这种人哪能会拍电影,怕出洋相。

后来他(王光利)讲,侬自己演自己,比较方便一点。我讲,个么(那么)好,可以尝试一下。”

赵永生没有告诉家人自己要拍电影。“如果我讲‘我要拍电影了’,有人要带出问号的呀,伊拉不相信的。”他说。

王光利打算让这部影片呈现真实电影(意为“这个故事的主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”)风格。

他认为,上海能够容得下这样体量的纯沪语电影。

“我选择了这个题材,就是选择了他们很真实的状态,包括他们的语言。”他说。

“我基本上是想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操作。要表现纪录片的真实感,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被拍摄对象放松,让他们忘记自己是在表演,忘记摄影机、工作人员的存在。”

“所以我尽量减少了工作人员的配备,总共就十几个人。主创只有三个,导演、摄影和录音。

我们不会把路封起来,而是把摄影机藏起来拍摄,服装、道具都是他们自己的。”他说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上世纪90年代

上海街头的

桑塔纳出租车

在采访的基础上,王光利和编剧重新架构了一个故事,很多台词都是由演员来完成的。

“剧本的每一场戏是有设计的,严格意义上是无台词的剧本,只有每一场戏大概的起点和转折。然后演员在这一基础上把台词口语化。”王光利解释说。

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为什么事情吵过架,甚至生活中的段子都贡献出来了。这个片子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作品。”他说。

影片的名字就是即兴发挥而来的。

“横竖横”在上海话里是横下心来的意思。

“本来这个电影叫‘上海好人’。”张宝忠说。

“阿拉平常谈吐里厢讲到‘没办法了,横竖横了。’王光利问,横竖横是啥意思。阿拉跟他解释了。他讲,电影就叫‘横竖横’好了。”

第一天拍摄,演员们是最紧张的。“我就拍他们吵架,这样的话紧张的状态正好是我需要的。”王光利说。

随着拍摄和沟通的深入,演员的紧张感不断缓解。

“越到后头,越是不感觉到紧张,像在家里一样,很随意的。”赵永生说。

“阿拉在吃饭、休息辰光,导演就见缝插针,告诉阿拉下面这段哪能拍,不会一本正经。”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90年代

上海人家的室内布置

也在影片中呈现出来

2000年,影片《横竖横》的首映式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,随后又相继于2002年和2016年在上海公映。

影片版权被日本德间书店购买。并且参加了多个国外电影节。

《横竖横》依靠卖拷贝,成为了当年为数不多收回投资成本的影片。

今年12月2日,这部电影在天山电影院再次公映。王光利认为,这部电影完成了他当年的初衷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去年12月

影片拍摄近二十年后

再次举行了公映

/受访者提供

“我希望把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受做一个记录和温故,让后人还可以看到,当年的菜市场、浦东是什么样子的。”他说。

“世纪之交,上海浦东已经有了很多高楼,东方明珠也建了起来。

但是对很多普通人来说,生活里依然有艰难的部分。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上海生活的一个剖面。” 

在影片《横竖横》中,张宝忠戏份最重,是绝对的主角。

故事从他准备离开江南造船厂说起。

从工人浴室里出来,他西装笔挺、打好领带,对着镜子仔细梳理湿发。随后用麻袋一一收起自己的所有杯子和杂物,经过还在运作中的厂房,走出大门。

这宣告了他工人生涯的终结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张宝忠穿西装、打领带

离开了曾经工作过的工厂

王光利认为这很“上海”

王光利说:“我虽然不是上海人,但我是在华师大念的大学。我感觉这个故事特别有上海味道。

上海人实际上是比较西化和独立的,不会自暴自弃。下岗了,他还是穿西装、打领带,把头发梳得很光亮。他好面子,不想别人瞧不起他。

在别的城市,工人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形象。”

王光利所认为的“上海味道”还体现在其他地方。

张宝忠刚开始组建公司时,请出租车司机钟陵均入伙。没想到他出师不利,上当受骗,以至于负债累累。

这时,财务周玉华拿钱出来帮助他。张宝忠收下钱,立即表示“利息我补偿”。

“上海人很实在,亲兄弟明算账。这一点是上海人的独特之处。”王光利说。

在影片的后半部分,张宝忠干成过一件大事:他提议集体购买10本福利彩票,花费1500元。

那是在1998年,正当生意最困难的时期,他在浦东东昌路上的工商银行看到有关福利彩票的横幅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报道,那年,福利彩票计划在沪发售2.4亿元,所募集的福利资金将用于洪灾地区恢复生产、重建家园的赈灾活动。

不少市民都以“购买一套彩票、奉献一份爱心”的热情来踊跃认购彩票,每天的彩票销售量达到2万套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影片中

上海市民

踊跃购买彩票的情景

张宝忠也怀有同样的想法。

“我买彩票本来是白相相的,不是一定要中奖。这样,假如不中奖,都算我买的,好伐?”影片中,张宝忠对大家说。

没想到,他们中了40万元,一下子解了资金周转不灵的燃眉之急。

张宝忠给每位合作伙伴发了3万元,又招了3名员工,余下的钱开了一家饮食店。

这件事还吸引了街道的关注,与他们合作举办了敬老爱心寿宴。

“他们出来干,遇到各种坏人、骗子,没人帮他们。偶然他们中奖了,马上有人来找他们,让他们把钱捐出来,帮助别人。很快钱又没了。”王光利说。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张宝忠等人穿着佐丹奴的红色T恤

上电视参加福利彩票抽奖

意在表示下岗之后自强不息

到了影片的最后,合作伙伴们终究与张宝忠分道扬镳。财务周玉华和司机钟陵均都相继辞职。

“张宝忠有一种超出自己能力的幻想。”王光利说,“他只是个普通的工人,却总觉得自己能发大财。

这在残酷的市场经济面前,是一个悲剧。我们的电影篇幅有限,只是在尾巴上,看到他们分开了,留下这样一种思考。”

电影公映后,演员们的生活多少起过一些浪花。

“跑出去,马路上碰到过有人讲:咦,这个人拍过电影的。”赵永生说。

“伊拉讲:张宝忠,侬哪能去拍电影了?我一笑而过,倷讲好也好,坏也好。”张宝忠说。

他还得到一些外国影视公司的邀约,希望他出演纪录片,但他并不想继续参与这个行业。

他们很快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节奏中。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(从左至右)顾龙翔、赵永生、张宝忠、王光利

因为影片再次公映

重新聚到了一起

/妖灵妖 摄

张宝忠和顾龙翔继续从事装修生意,一直到现在。在赤手空拳的努力下,他们的生活在逐步改善。

2004年左右,眼看着生意日渐清淡,赵永生离开了装修公司,经朋友介绍到好德便利店做电工,直到66岁退休。

“我今年68岁了。”他说,“我要吃饭辰光,正好三年自然灾害,没得吃。好不容易要工作了,上山下乡去了。总算回来顶替老头子上班了,又下岗了。我作孽伐?

总算我把女儿培养出来了,我蛮开心的,现在退休工资五千多块,也蛮好。”

2018年12月2日,他们三人久别重逢。

“想当年阿拉是苦,是不容易,什么都是自己做。”张宝忠在饭桌上由衷感慨。

 

 

三个上海爷叔下岗后演了部电影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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